2000年，在三亞荔枝溝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區，被某漿紙林項目公司看中，因樹長勢良好，且有許多珍貴樹種，三亞市林業局和田獨鎮政府都不同意，但最終還是被奪走1000多畝，被砍的樹最大胸徑達40多厘米。劉福堂站在被燒后的山頭上渾身顫抖，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深深自責。

這種自責激起劉福堂的使命感。那幾年，他不斷地給政協寫提案和大會發言稿，一次次發出吶喊，可惜“人微言輕”�？鄲琅c自責交加的劉福堂在2005年做出了一件石破天驚的事——用手中的權力問責。那年，海南遭受“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森林火災頻繁發生，其中印尼金光公司的林地發生的森林火災和違章用火竟達56起。

當年5月26日，劉福堂在瓊中縣察看火災現場時，在金光公司的林地上發現一片3000余畝的火燒痕跡，“十分震驚和氣憤”。劉福堂還查明，由于金光公司到處違章用火煉山，導致多處跑火成災，造成中部山區瓊中、樂東、東方、白沙、昌江等市縣成片天然林被燒掉。

劉福堂連夜趕回�？谄鸩菡匍_全省森林防火緊急現場會的報告。第二天下午，他拿著報告在省委第一會議室找到了上任一年的省林業局新局長朱選成。這里正在召開各新聞媒體參加的漿紙林宣傳表彰大會。其時，島內外反對漿紙林項目的聲浪高漲，宣傳部門于是發動宣傳戰進行消音，并為立功的記者們頒獎。會議有兩位省委常委參加。

朱選成同意了劉福堂的提議。5月31日，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奔向瓊中縣和平鎮金光公司違章用火現場。這是一次動真格的現場會。會議通報批評金光公司在瓊中、樂東、東方、白沙和昌江五市縣的森林火災和違章用火情況，并讓各方都派負責人在會議上作檢查。金光公司經理也作了檢討，表示“感到痛心和內疚”。

會議責令5市縣政府和金華林業公司(金光公司子公司)在一周內向省政府提交整改報告，5市縣都在規定時間內提交，但金光公司一直拒交報告，不過，其放火煉山行為始有收斂。一位參加現場會的副市長深有感觸地說：“這個會議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防火工作本身。”

知情者告訴記者，劉福堂如此問責，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劉福堂亦說自己很幸運。所謂幸運是指，他沒有像兩任上司蔣厚鎮局長和韓劍準局長那樣被調離工作崗位。2004年，韓劍準步蔣厚鎮后塵，被調去一個冷衙門當局長。

2007年4月26日，海南電視臺《公仆在線》對話欄目邀請劉福堂去錄制節目。遺憾的是這期節目因為談及漿紙林項目等敏感議題而被槍斃，未能與觀眾見面。在錄制現場，一位海南省政協委員拋給劉福堂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你有政協委員這個身份，當然不怕強權打擊報復，假如卸任做一個普通百姓，你還敢嗎？

劉福堂答：一如既往。對方追問：會坐牢呢？劉福堂連一秒鐘都不用思考就脫口而出：“即使進監獄，也無所謂，我早有思想準備。”節目的結尾，主持人曉劍拿起劉福堂的著作《綠色的呼喚》，對著鏡頭說：“我覺得光叫綠色的呼喚不行，得叫良心的呼喚，有時候真得讓良心說話。”

那一刻，觀眾的掌聲讓劉福堂臉上寫滿愉快的笑容。劉福堂平時不太愛笑，緊繃的臉看上去極其嚴肅，但他笑起來卻有幾分天真，歪著嘴傻呵呵的樣子。正是這股傻勁，使劉福堂一貫口無遮攔。這下又惹麻煩了。

電視節目沒有播出，但觀看節目錄制的《中華工商時報》記者把劉福堂談論漿紙林項目的言論報道出來了：過去，省林業局每年大約要召開四五場與漿紙林建設有關的現場會，反復強調漿紙林的建設，今年則沒有了……

“我們局長看到了很不高興，不服氣，說我把責任都推到林業部門身上不公平。”劉福堂被局長叫去談話。

“這樣一個談話，對您有壓力嗎？”記者問。劉福堂答得很快：“肯定有壓力。”壓力之下，劉福堂給在海南頗有影響力的冰山沙龍負責人劉小勇致電，取消了原定于6月底的沙龍演講。其實演講題目劉福堂都想好了：《在凱歌中消亡的海南天然林》。

劉福堂告訴劉小勇，等他10月份退休了再去演講。這一次，政協委員劉福堂向官員劉福堂妥協了。從1998年當上政協委員起，這兩種角色便在劉福堂身上演繹，并呈現出愈來愈激烈的角色沖突。

作為林業局的一名處長，官員劉福堂要求他自覺維護本部門利益，不能自揭“家丑”。但作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名委員，政協委員劉福堂要求他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當發現部門利益損害公共利益時，他就得自揭“家丑”。

“很多人擠著去給領導獻媚，溜須拍馬，但民主監督不是歌功頌德。”劉福堂選擇了后者，然而到政協去暴露林業問題無異于自掘墳墓，換言之，就是得罪上司，輕則被壓制，重則丟官職。2003年對于劉福堂來說，是一段灰暗的日子。

那一年，他在政協會議上披露多起毀林案件，批評林業局不作為，引發時任海南省委書記王岐山即席發言和溫家寶總理的批示，但激怒了自己的上司，引發了一場持續數月的“清算運動”：批判會、匿名舉報信、恐嚇電話……“大家都以為我必丟烏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