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業如何應對“變種書”
2007-07-21 00:00 來源:中國圖書商報 責編:中華印刷包裝網
近日,一則關于某暢銷書“到底算小說還是自傳”的帖子,在網友中引起熱議,不少人表示,“這是個小眾的時代,閱讀成為很個人的事情,單純的散文、詩歌、小說、雜文等等的劃分,肯定無法涵蓋現在這樣龐雜的創作了。”
事實上,關于文學作品越來越不好歸類的現象幾年前就已經出現,近來則呈現越來越明顯的趨勢,諸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我的上世紀》、新星出版社的《小時候》等很多新書,都讓各大書城和售書網站為上架分類頗費腦筋。
“變種書”已成普遍現象
新經典文化的圖書策劃人岳衛華已經頻繁地遇到了這樣的問題。“比如我們推出不久就登上排行榜的《佐賀的超級阿嬤》,既是作者的傳記,又是一本小說體,還是一本勵志書。這樣的書近幾年越來越多了,早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這在宣傳推廣中會有很多好處,因為它身兼幾種特性,可以宣傳的點就擴大了,讀者群也擴大了。這樣的書容易成為暢銷書。”
新星出版社的編輯李曼告訴記者,該社的新書《煮婦日記》,就很難確定文體。“既像生活類的隨筆,又像雜文,網上書店的編輯也為這本書該歸在生活類還是文學類里而困惑”。前不久曾推出《一個叫竇唯的孩子》的江蘇文藝出版社編輯于奎潮,承認這本書有童話、寓言和小說幾種要素,他最終將其定義為“成人童話”。
漫友公司的圖書策劃人丹飛認為,這種“尷尬”局面其實從另一個層面顯示了出版業的生機。“這種操作領先于規程的現象在其他領域很普遍,操作越領先,該行業就越發達。早在先鋒作家時期就開始了這種‘跨文體實驗’和文體革新,格非、李馮等做過很多嘗試,近幾年的于丹講論語、莊子,易中天講三國,明月談明史,使用的都是無法定性的文體。”
城市出版社的編輯阮中強也認為,作者嘗試要打破舊的文體結構,而出版社出于對市場需求、熱點的判斷對作品進行了突破性定位。他舉例說,暢銷書《商道》雖然是小說,但宣傳推廣的側重點在商業哲理上。“如果僅僅定義為小說,很難想象能賣得那么好。”
采訪中,幾乎所有的編輯都表示,難以歸類的作品更能激發讀者閱讀的新奇感,但書店的擺放是一個問題,盡管也有上架建議,但各個店情況不同,未必能按照建議陳列,讀者常常反映書更難找了。
作者有意進行文體創新
很多作者在創作之初,就在思考文體的創新。在中華書局剛出版的《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一書最后,作者李開元這樣寫道:“當我試圖將構想形諸于筆端時,卻屢屢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夠運用的歷史學的諸種文體,無法表達復活于我心中的歷史……無法用學院式的堅實學問來囊括,無法用科學的理性分析來飽含,與此相應,也無法用考證、論文、論著以至于筆記和通史的題材來表現。長久苦痛之余,我不得不做新形式的尋求。”該書責任編輯徐衛東覺得,這可以說是在向《史記》的傳統致敬,“那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史學、文學、思想,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作家出版社將去年推出的韓少功新作《山南水北》,定義為“跨文體長卷散文”。既然“跨文體”就不能稱之為“散文”,這種定義上的悖謬其實反映了一種真實的存在——作家本人主觀的寫作,無法完全用一刀切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等文體簡單劃分。文學評論家謝有順評價說:“《山南水北》很難說是小說還是散文,但包含了作家很多新的想法。文體的邊界是后人劃分、有意制造的。最初的文學,往往都是跨文體的。”
營銷人員多期待新分類法
某網上書店的編輯告訴記者,網上書店的分類是傳統分類和營銷分類的綜合,更容易遇到無法確定類別的情況。“如《狼圖騰》就被放在了勵志書里,而有關明星的書也很難分類,有的叫傳記其實是寫真集,有的是明星家常菜,但是放在生活類顯然又不合適。我們很希望有個大家公認的分類標準,對書店和讀者都是好事。”
南京市新華書店的趙向東介紹說,《一個叫竇唯的孩子》在該書店上架兩個月,放在現代小說一類,后來又做了重點陳列,銷售了200多冊,成績相當不錯。該書店文學部的謝光鋒認為,中圖法的分類越來越不適應現實情況,應該早日推出新標準,但在此之前書店也應有應對之策,比如,將不好分類的就穿插陳列,一本書可能在文學架上放一本,在少兒類也放一本。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擁軍很早以前就已經在關注圖書分類問題,他表示,“知識結構體系的創新往往能開辟一個新生讀者群,因此這類書只要內容不錯,往往銷量很好,書店可以將其單列一類。事實上,書店系統曾經一直想做自己的分類系統,但因為規模不等、經營定位不同,一直沒做成。最好由有關部門出臺一個新的分類體系,書店參照應用。”
重新分類面臨較大挑戰
相對營銷人員的迫切希望,大部分編輯并不看好重新分類,他們認為應該讓市場說了算,有些嚴格的分類還可能令讀者失去閱讀一本好書的機會。“圖書分類只是一個大概的標準,而書本身的內涵非常豐富,比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可以當作一本歷史書讀;也有人把它當作組織學作品來讀,從中窺探出組織盛衰的規律;還有人從中讀出了中國人的心理特質,建議來華的商人人手一本借以了解中國人的心理以便更好地做生意……這種情況很多,如果僅僅按分類來選書讀,就可能會錯過一些好書。”徐衛東說。
丹飛認為圖書分類法的升級勢在必行,“如果圖書分類真能精確命中每本圖書,就可以最便捷地打通閱讀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的壁壘。”但他也覺得實際操作有很大的困難,“圖書分類永遠跟不上圖書出版的步伐,‘精確’的后果也許是更亂套。比較合理的做法可能是模糊分類法,層級扁平化,比如小說、非小說是一個層面,成人、非成人是一個層面。至于怎么分類最有效,需要做統籌學、接受美學等方面的專題研究。”新浪讀書頻道的宇昕同樣不看好重新劃分文體的可行性。“目前的閱讀已經進入小眾化時代,即使重新劃分文體,就能徹底解決歸類難的問題嗎?”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李桂福也認為沒必要把分類弄得很清楚。“現在的學術研究,交叉學科往往容易出成績,作者的作品也是一種研究的具體體現。書店長期以來沿襲過去的分類方法,與如今作品內容與形式豐富多樣的現狀已經不太適應。書店作為展示和銷售機構,可以將這種變化如實地展示給讀者。即使能出臺一個新的分類標準,隨著社會的發展,也未必能穩定下去。”
對于編輯和營銷人員的爭論,讀者對重新劃分文體并不感興趣。記者在一家純文學類網站所做的讀書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受訪者并不在乎作品的文體,他們表示:“隨著文學創作越來越小眾化個人化,圖書分類的界限會越來越模糊,甚至最終失去存在的意義。要知道,我們老祖宗的《論語》、《莊子》、《史記》、《戰國策》,今天看都是說不清文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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