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服務的國際化比金融更落后。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貿易糾紛解決中總是處在被動地位。其主要原因無外乎有兩點。第一，現有國際貿易規則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第二，中國急缺熟悉這些規則并運用國際通用語言在國際法庭打官司的高水平的法律人才。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走出去的中資企業將面臨錯綜復雜的經濟和法律環境，其與東道國之間這樣或那樣的投資糾紛不可避免。按照最新趨勢，投資者可以因為東道國法律和政策不公平的對待自己而將東道國政府送上國際法庭，從而尋求得到損害賠償。中國法律專業人士有責任為本國企業在海外發展排憂解難。最近一些年，越來越多在海外攻讀法律專業的留學生回國效力，其中不少人熟悉國際法律規則并取得外國律師資格�！耙粠б宦贰苯ㄔO，是中國律師走出國門面向世界的最佳契機。
  
  三、不容忽視的挑戰和風險
  
  古典名著《西游記》整個講的就是唐僧一行翻山越嶺到西天取經，歷經81難終修成正果的過程。這個中國百姓家喻戶曉的故事是在提醒我們，若要成就大事，必經磨難。
  
  不難想見，作為世紀系統工程的“一帶一路”，在其實施的具體過程中將會遇到何等的挑戰和風險。從大的講，但凡國際經濟活動中一般出現的經濟和項目技術等方面的風險都無法回避，除此之外，源于國家政治制度性質、投資法律政策和地緣環境的政治風險也在所難免。從小的看，不同國家基于民族、文化和宗教等因素而有差異的商業習慣和社會風俗同樣可能影響“工程”的順利進行。
  
  在各種可能的挑戰和風險中，下面這些不容忽視。
  
  第一，地緣政治安全問題
  
  在地緣政治發展歷史上，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說”和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說”占居中心地位，對大國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麥氏的“心臟地帶”就是中國倡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所涵蓋的主要地域，而斯氏的“邊緣地帶”則正好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基本吻合。
  
  眾所周知，奧巴馬就任總統后積極推動美國戰略重心從西向東轉移。其實，無論美國戰略重心的變化是從東向西還是從西向東，它們都仍然是在斯氏的“邊緣地帶”上移動。因為在這條亞歐非大陸的邊沿“地帶”，富含石油、天然氣和礦物資源，在21世紀又是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只要美國的注意力一天不離開這條重要的“地帶”，該“地帶”上幾個熱點或潛在熱點地區便隨時有可能爆發緊張局勢，比如中東北非、南亞、東南亞和東亞。“一帶一路”只能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建設，且不說大規模戰爭，就是沖突時有發生的話，也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如何減少或避免戰爭的發生，如何緩解部分地區緊張局勢并阻止這種局勢升級，是“一帶一路”建設首先要化解的地緣政治風險。
  
  第二，投資法律碎片化問題
  
  在“一帶一路”的系統工程中，對外直接投資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然而，與國際貿易領域不同，國際投資關系缺乏統一的多邊規則調整。跨國企業對外投資主要依靠雙邊和區域協定。在這種情況下，若一國企業在多國投資就必須適應不同國家法律以及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雙邊協定。這會導致投資者無所適從，并且增加投資成本。如果沒有有效的國際條約保護，投資者在遭遇東道國戰亂、國有化或法律政策不利影響時，無法得到及時充分的法律救濟。中國與亞、歐、非大多數國家締結了雙邊投資協定，但是有兩個因素仍然制約著這些雙邊協定在實際中的作用。第一，中國參與的很多雙邊協定，多是一些原則性規定，在投資爭端解決實踐中不具有太強的可操作性。第二，中方企業還不習慣運用法律方法解決問題，面臨爭端發生時常常希望通過談判和外交保護等非法律方法了事。這顯然無法應對隨著“一帶一路”推進而排山倒海般出現的投資爭端的現實。
  
  第三，恐怖主義威脅問題
  
  “一帶一路”沿邊國家和地區是極端勢力從事恐怖主義活動最活躍的地方之一。海上絲路的主干道上也有海盜勢力猖獗。曾幾何時，美國為了反恐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戰爭，世界主要國家出動艦隊聯手在印度洋絞殺海盜。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的逐步完成，一方面大大增強各個國家實現互聯互通的能力，但同時也讓恐怖分子和海盜有了攻擊和破壞的目標，特別是空海航線、公路、鐵路、管道和通信網線的四通八達為這些極端勢力提供了跨境犯罪的便利。能否使這些“線路管網”完全成為國家間經濟聯系和人民和平交往的橋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一帶一路”沿邊國家都需要認真應對的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