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嚴環保法”不嚴不足以應對日趨嚴峻的現實挑戰，因為這種挑戰哪怕僅僅按經濟尺度來衡量，其倒逼下的壓力也已經大到全社會無力繼續承受邊緣。據世界銀行最新統計，中國每年僅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就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8%至12%。中國連年高增長的成本支出，因環境污染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6%。

    基于形勢所迫，新環保法相比修訂前尤為注重實現“該收的能收得上，該罰的能罰得到，該管的能管得住，該停的能停得下，該關的能關得了，該治的能治得好”。應該說，這種強化管制的基本思路，正切中此前環保執法偏軟偏弱基本癥狀，俟其施行當可期待顯著成效。

    不過新環保法待解難題依然巨大，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的生態惡化源起于粗放式增長模式，而這種模式又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驅動并一路強化所致，其中有些因素根系之深、糾結之廣，絕非一部環保法所能根除。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粗放式增長模式的成因，無疑是資源價格過于低廉，而導致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則在于我國資源產權界定不清，無論在土地、水流、礦產、能源還是環境污染等方面，均未建立起真正反映稀缺程度以及與成本相適應的價格形成機制。倘若這種價格扭曲不能被徹底矯正，市場主體在收益遞增現象的約束下，很難實現績效性制度變遷。

    其二，地方政府間的政績“錦標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關鍵性的變量，而圍繞這一變量，近年來較為可喜的變化是，GDP至上的政績考核體系開始逐漸被棄用。但由此接踵而來的新問題則是，政府政績所應涵括的經濟發展、社會公正、環境保護等之間的關系， 必然需要長時間的摸索才能逐漸形成期待中更合理的均衡。

    當然，環保問題之于中國挑戰之大，除了上述人為因素盤根錯節，可能還有一些更棘手的客觀因素交織其中，譬如中國煤多油少的資源稟賦先天不足，再譬如中國巨大的就業壓力決定了結構調整的容忍度相對較低，而凡此種種，共同決定了中國面對日益收緊的環境制約，必須立足打一場全民性的持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