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出版:萊布雷希特的情懷
2011-11-24 11:23 來源:外灘畫報 責編:喻小嘜
- 摘要:
- 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花那么多時間翻譯,自己寫不好嗎?我不得不說,老萊的精彩之處在于,翻譯他的文字,從未讓我失望,每一次都有新鮮感,在一個一切都飄忽不定的時代,這是怎樣的靠譜啊。
【CPP114】訊:近5年來,我幾乎每周要做的兩件事,一是發給《外灘畫報》一篇萊布雷希特的專欄,一是寫信給老萊告訴他哪篇文章已經發表,公事之余,有時還會拉拉家常。這 5年里,老萊退休了,出了一本小說,兩本音樂書,開始寫博客,上twitter,二女兒結婚了,大女兒生了雙胞胎,處女小說《姓名之歌》將被好萊塢拍成電影,由達斯汀·霍夫曼和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
今年秋天,老萊的隨筆集《被禁于大都會歌劇院》由上海書店出版,是他的第4本中譯本。老萊的太太愛爾碧曾經好奇地問我:“譯者是不是要鉆進作者的腦子里去?”我心想,何止鉆進他的腦子,還要鉆進他的心里。更何況,精彩的作家往往有多種面相,偶然的翻譯必然無法窺見全貌,在長期的全面的接觸下,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
老萊在公眾的目光下,是個尖牙俐齒的毒舌人物,罵起來天不怕地不怕,喜歡的人說他是樂評的脊梁,不喜的人說他是“古典音樂界的宋祖德”。他自己也在文章里說吃過官司,挨過老拳,新書《被禁于大都會歌劇院》的同名文章說的就是他因為言辭太刺激而被美國大都會歌劇院老板封殺的事。然而讀他的另一類文章,則是截然不同的體驗。
《我是NHS的孩子》中,老萊回憶了自幼喪母的經歷。他告訴我:“這是我這輩子寫過的最私人的一篇文章。”母親去世后父親終日郁郁寡歡,諾曼被姐姐們拉扯長大。“尼娜·西蒙的那首《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沒媽的孩子》是我少年時的一縷微光。我明白沒媽的孩子并不只有我一人,這不是失敗或顧慮的理由。這使我成了一個四處奔波的旅人,在另一種語言和另一片土地上逃避內心的痛楚;同時我成了一名專業作家,試圖在壽衣般的白紙上化解那無法消逝的喪母之痛。”四處奔波的生涯,從他16歲時只身前往以色列便開始,當年一句希伯來語也不會說的他,為尋找猶太身份認同,在異國他鄉漂泊7年。大學退學后,他做過戰地記者。1973年埃及突襲以色列的第一天,他的好友同事在前線報道時被爆頭;動蕩時期他上班乘坐的公交車發生過爆炸……他見證了以色列“帶著艱苦的理想主義變成超級大國,卻仍保留著它獨有的脆弱”,他深愛這個國家,但它“一磚一瓦地從我們無法割舍的殘暴歷史建立起來”的事實,卻又常常折磨得他近乎絕望?上А兑陨60年》一文最后因為某些原因被刪去,無緣與中國讀者見面。
資深樂迷謝力昕在微博上說:“剛讀完《被禁于大都會歌劇院》。以這本看來,國內先行引進《誰殺了古典音樂》,對老諾曼的形象是個負面打擊。而老諾曼在這本集子談音樂、文化、電影、社會,于嘲諷刻薄之外,卻另有一番溫暖的情懷。他憂心的是人性的失落,推崇的是質樸、民主而能人人分享的體驗。讓我對他有刮目相看之感。”相信大部分熟悉那個潑辣老萊的讀者,讀完這本書后都會有同感。
老萊住在倫敦西區的 MaidaVale,走路可到著名的阿比路音樂棚。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里曾是猶太人聚居區,我猜想這一定是他安家于此的主要原因。計算機的老祖宗阿蘭·圖靈在這里出生,歌手比約克和名模凱特·摩斯是他的近鄰。老萊家里每個房間的墻上幾乎都堆滿了書,有些書架已經搖搖欲墜。有一次我發了Kartell 經典書蟲書架的照片給他看,他艷羨地說:“我要是能有那么空的一面墻就好了。”我在他客廳的書架上看到了一排厄普代克的小說,就順口問他最喜歡哪位美國小說家,他說:“厄普代克還行,兔子四部曲很不錯。但菲利普·羅斯,我幾乎每一句都能背誦。”老萊平時在4層的閣樓上工作,因為東西堆得太多,空間頗為局促,但斜窗外望出去便是倫敦的夜景,他說在這里可以與日常生活稍稍疏離,享受寧靜的獨處時光。這里有他收集的古董音樂會節目單和各種唱片,只要打開CD機戴上耳機閉起眼睛,就可以進入另一個空間。
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花那么多時間翻譯,自己寫不好嗎?我不得不說,老萊的精彩之處在于,翻譯他的文字,從未讓我失望,每一次都有新鮮感,在一個一切都飄忽不定的時代,這是怎樣的靠譜啊。
今年秋天,老萊的隨筆集《被禁于大都會歌劇院》由上海書店出版,是他的第4本中譯本。老萊的太太愛爾碧曾經好奇地問我:“譯者是不是要鉆進作者的腦子里去?”我心想,何止鉆進他的腦子,還要鉆進他的心里。更何況,精彩的作家往往有多種面相,偶然的翻譯必然無法窺見全貌,在長期的全面的接觸下,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
老萊在公眾的目光下,是個尖牙俐齒的毒舌人物,罵起來天不怕地不怕,喜歡的人說他是樂評的脊梁,不喜的人說他是“古典音樂界的宋祖德”。他自己也在文章里說吃過官司,挨過老拳,新書《被禁于大都會歌劇院》的同名文章說的就是他因為言辭太刺激而被美國大都會歌劇院老板封殺的事。然而讀他的另一類文章,則是截然不同的體驗。
《我是NHS的孩子》中,老萊回憶了自幼喪母的經歷。他告訴我:“這是我這輩子寫過的最私人的一篇文章。”母親去世后父親終日郁郁寡歡,諾曼被姐姐們拉扯長大。“尼娜·西蒙的那首《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沒媽的孩子》是我少年時的一縷微光。我明白沒媽的孩子并不只有我一人,這不是失敗或顧慮的理由。這使我成了一個四處奔波的旅人,在另一種語言和另一片土地上逃避內心的痛楚;同時我成了一名專業作家,試圖在壽衣般的白紙上化解那無法消逝的喪母之痛。”四處奔波的生涯,從他16歲時只身前往以色列便開始,當年一句希伯來語也不會說的他,為尋找猶太身份認同,在異國他鄉漂泊7年。大學退學后,他做過戰地記者。1973年埃及突襲以色列的第一天,他的好友同事在前線報道時被爆頭;動蕩時期他上班乘坐的公交車發生過爆炸……他見證了以色列“帶著艱苦的理想主義變成超級大國,卻仍保留著它獨有的脆弱”,他深愛這個國家,但它“一磚一瓦地從我們無法割舍的殘暴歷史建立起來”的事實,卻又常常折磨得他近乎絕望?上А兑陨60年》一文最后因為某些原因被刪去,無緣與中國讀者見面。
資深樂迷謝力昕在微博上說:“剛讀完《被禁于大都會歌劇院》。以這本看來,國內先行引進《誰殺了古典音樂》,對老諾曼的形象是個負面打擊。而老諾曼在這本集子談音樂、文化、電影、社會,于嘲諷刻薄之外,卻另有一番溫暖的情懷。他憂心的是人性的失落,推崇的是質樸、民主而能人人分享的體驗。讓我對他有刮目相看之感。”相信大部分熟悉那個潑辣老萊的讀者,讀完這本書后都會有同感。
老萊住在倫敦西區的 MaidaVale,走路可到著名的阿比路音樂棚。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里曾是猶太人聚居區,我猜想這一定是他安家于此的主要原因。計算機的老祖宗阿蘭·圖靈在這里出生,歌手比約克和名模凱特·摩斯是他的近鄰。老萊家里每個房間的墻上幾乎都堆滿了書,有些書架已經搖搖欲墜。有一次我發了Kartell 經典書蟲書架的照片給他看,他艷羨地說:“我要是能有那么空的一面墻就好了。”我在他客廳的書架上看到了一排厄普代克的小說,就順口問他最喜歡哪位美國小說家,他說:“厄普代克還行,兔子四部曲很不錯。但菲利普·羅斯,我幾乎每一句都能背誦。”老萊平時在4層的閣樓上工作,因為東西堆得太多,空間頗為局促,但斜窗外望出去便是倫敦的夜景,他說在這里可以與日常生活稍稍疏離,享受寧靜的獨處時光。這里有他收集的古董音樂會節目單和各種唱片,只要打開CD機戴上耳機閉起眼睛,就可以進入另一個空間。
經常有人問我為什么花那么多時間翻譯,自己寫不好嗎?我不得不說,老萊的精彩之處在于,翻譯他的文字,從未讓我失望,每一次都有新鮮感,在一個一切都飄忽不定的時代,這是怎樣的靠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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