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紙片的版本鑒定
2011-06-05 09:55 來源:東方早報 責編:Victoria
- 摘要:
- 雕版印書即使殘損得只剩一張紙片,只要上面有字,就可提供鑒定、研究版本的信息。運用眼力觀察、對比,是版本鑒定的首要方法。
【CPP114】訊:雕版印書即使殘損得只剩一張紙片,只要上面有字,就可提供鑒定、研究版本的信息。運用眼力觀察、對比,是版本鑒定的首要方法。
下層為羅振玉刻本;中層為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上層為靈武殘片。兩側對比之字取自南京圖書館館藏明刻本。
從一粒砂中看世界,從一片紙中看什么?
對與古書正漸行漸遠的現代讀者來說,面對古籍目錄中常見的“明刻本”、“清刻本”等版本描述,難免會心生疑惑。很多書并沒有明確的版本信息,鑒定者是怎樣確定它們的年代的?今年3月20日《東方早報》發表的高山杉先生《西北所出宋僧行靖與凈源著述殘本考》,比定出《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中漢文文獻釋錄》(林世田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年12月)中兩張佛典殘片的內容為《肇論中吳集解》(下文簡稱“肇解”)。從版本學角度看,《釋錄》編者對此殘片版本的認定,可用作一個范例,說明古籍版本鑒定的方法和功用。
雖然鑒定者面對的書總是千差萬別,但此“肇解”的鑒定條件仍苛刻到極點:只有兩片殘紙,大的還不足一葉的五分之一;不知書名、作者,也沒有任何版刻、刷印信息,如“刊記”、“印記”之類。在此情況下編者將其定為“明刻本”,理由何在?編者沒有說明,我們不妨試作推測。
《釋錄》中著錄的漢文文獻,是從國圖館藏西夏佛經的封面裱紙中揭取的,封藏年代一致。其中編號xixdi11jian5.06-3-2的殘片,內容為《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般若心經序》,顯然刻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之后。這對其他文獻斷代會有幫助,但并不足以直接給出結論,正像一家圖書館開辦于2000年,不能說館里的書都出版于二十一世紀一樣。
對出版信息不明的古書,鑒定版本的方法盡管存在以何為主的爭論,但仍不外文字考證和直接觀察書本特征二途。靈武殘葉沒有任何有助于判斷版本的文字內容,考證無能為力,只能通過對版面直接觀察即俗稱的“觀風望氣”來嘗試解決問題。按照黃永年先生的經驗,觀察主要“看字體、看版式、看紙張”,“肇解”只余殘片,整體版式不明,紙張又被裱糊過,因此以筆者的經驗推測,國圖學者將其定為明刻本,大約主要因其字體符合明代版刻的時代風格和特征。
以字體來判斷雕版的年代、地區乃至出版者,有其客觀依據。雕版書上的字,是寫版人手寫上去的。每個人寫字都不同,書法的時代風貌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印刷字體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在早期特別是宋代雕版中,不同地區的書法風貌也差別明顯。每種風格延續若干年,在此期間刻印出的字就會具有共同特點。就像如今的報紙標題若使用電腦字庫中的啟功字體,讀者不用看日期也知道出版于近幾年,因為以前沒有這種字體。在這方面,古今一概,并無玄虛。
如果對“肇解”殘葉的研究到此為止,人們可能對其版本將信將疑,畢竟不能高估一張紙片的說服力。但高文考出書名,給人們驗證鑒定結論并作更深入研究提供了機會。
下層為羅振玉刻本;中層為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上層為靈武殘片。兩側對比之字取自南京圖書館館藏明刻本。
從一粒砂中看世界,從一片紙中看什么?
對與古書正漸行漸遠的現代讀者來說,面對古籍目錄中常見的“明刻本”、“清刻本”等版本描述,難免會心生疑惑。很多書并沒有明確的版本信息,鑒定者是怎樣確定它們的年代的?今年3月20日《東方早報》發表的高山杉先生《西北所出宋僧行靖與凈源著述殘本考》,比定出《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中漢文文獻釋錄》(林世田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年12月)中兩張佛典殘片的內容為《肇論中吳集解》(下文簡稱“肇解”)。從版本學角度看,《釋錄》編者對此殘片版本的認定,可用作一個范例,說明古籍版本鑒定的方法和功用。
雖然鑒定者面對的書總是千差萬別,但此“肇解”的鑒定條件仍苛刻到極點:只有兩片殘紙,大的還不足一葉的五分之一;不知書名、作者,也沒有任何版刻、刷印信息,如“刊記”、“印記”之類。在此情況下編者將其定為“明刻本”,理由何在?編者沒有說明,我們不妨試作推測。
《釋錄》中著錄的漢文文獻,是從國圖館藏西夏佛經的封面裱紙中揭取的,封藏年代一致。其中編號xixdi11jian5.06-3-2的殘片,內容為《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般若心經序》,顯然刻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之后。這對其他文獻斷代會有幫助,但并不足以直接給出結論,正像一家圖書館開辦于2000年,不能說館里的書都出版于二十一世紀一樣。
對出版信息不明的古書,鑒定版本的方法盡管存在以何為主的爭論,但仍不外文字考證和直接觀察書本特征二途。靈武殘葉沒有任何有助于判斷版本的文字內容,考證無能為力,只能通過對版面直接觀察即俗稱的“觀風望氣”來嘗試解決問題。按照黃永年先生的經驗,觀察主要“看字體、看版式、看紙張”,“肇解”只余殘片,整體版式不明,紙張又被裱糊過,因此以筆者的經驗推測,國圖學者將其定為明刻本,大約主要因其字體符合明代版刻的時代風格和特征。
以字體來判斷雕版的年代、地區乃至出版者,有其客觀依據。雕版書上的字,是寫版人手寫上去的。每個人寫字都不同,書法的時代風貌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印刷字體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在早期特別是宋代雕版中,不同地區的書法風貌也差別明顯。每種風格延續若干年,在此期間刻印出的字就會具有共同特點。就像如今的報紙標題若使用電腦字庫中的啟功字體,讀者不用看日期也知道出版于近幾年,因為以前沒有這種字體。在這方面,古今一概,并無玄虛。
如果對“肇解”殘葉的研究到此為止,人們可能對其版本將信將疑,畢竟不能高估一張紙片的說服力。但高文考出書名,給人們驗證鑒定結論并作更深入研究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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